一、好梦成真
1982年6月17日清晨，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有人在喊："博士，快起来听广播！"我在前一天刚刚挤硬座车来到北京，临时住在一间实验室里。手边没有收音机。匆匆起来打开门；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了我们6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这是新闻媒介首次宣布我国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博士，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我知道，在我的家乡四川内江，以及我工作了八年的四川万源，这一消息在播送时都引起了轰动。而我本人却在睡梦中漏听了这条新闻。
当然，这条新闻的内容我早已知道。我在5月15日就已通过了博士答辩，中国科大学位委员会在5月25日批准授予我博士学位，我从那时起就应当算是博士了。但是，国家对首批博士特别强调质量，特别慎重，我们这几名博士还要经过中科院以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仔细审查。因此，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毕竟，在我以前的人生道路上有过太多的美梦破灭的体验。这次会不会又是一场梦，已经戴上的博士桂冠会不会突然飞掉呢？
我大学毕业后在大巴山区当教员或农村工作队员的时候，曾经做过许多的美梦。那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解放以来的教育战线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黑线"，教师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心里很苦闷，盼望着改变这种状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常常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学习，梦见国家又重视教育和科技了。但酣梦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深山小屋之中，窗外黑黝黝的巨大的山影将满天的繁星遮去了大半，桌上仍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美好的梦境在心中留下的是深深的惆怅。到后来，每当这样的梦境出现的时候，我就凭经验知道这又是在做梦了，希望自己不要马上醒来。但那时从来没有做过博士梦，没有梦见过自己当上博士。中国没有学位制度，我怎么可能无端地梦见当博士呢？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兴奋和希望。这不再是梦了！那时我还在农村工作队里。那一段时间常常与周围一伙知青通宵达旦地议论，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凭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判断着这些消息的真伪。好消息来了，总希望它是真的，又老是担心它是假的，是一场梦。好消息确实在一个个出现，一次次被证实。但我们的心情太急迫了，老是嫌它来得太慢，来得太少。
虽说是好事多磨，但好事毕竟一个一个实现了。教育战线不再是"修正主义黑线"。教师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我考回自己的母校当了研究生。全国人大通过了在中国实行学位制度，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可能在自己国土上成为博士。但我仍然没有做博士梦。我是1965年进大学的，只读了一年书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好不容易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回到母校仿佛有隔世之感，一心想的是怎样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至于最后能得到什么结果，才没功夫去想它呢，想了又有什么用呢？直到1980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有的专家认为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研究生同学们羡慕我已有了毕业论文可以交差，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我盼了这么多年盼来的重新学习的机会，难道只是为了交差吗？中国的博士学位怎么授予，领导层还在讨论、研究；我们当研究生的没有资格去参与。但我认定自己有一件事情可做：将自己的论文做的好些，再好些；多些，再多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大些，更大些。仍然无缘做博士梦。但在梦中却常常在做数学题，常常在梦中"攻克"了做论文中的难关。醒来一回忆，梦中想出来的解题高招大多是荒唐的，不免有些失望。但也真有几次发现梦中的思路还颇有启发性，沿着这思路走下去果真攻克了难关。就这样，趁着领导层在讨论研究授予博士学位的具体办法、而许多研究生在焦急地等待上层研究的结果的时候，我抓紧时间拼命做论文，要抢在学位授予工作具体实施之前多做出几篇论文来，将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保险系数加大，再加大，不要在美梦即将成真时功败垂成。到我终于被批准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已经写出了六篇论文，被答辩委员会的专家评论一致认为做出了系统的、完整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电波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博士的诞生，我有幸名列其中，这不再是梦了。全国各大报纸也作了报导，刊登了专访，这不是梦。大约一年之后，1983年5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我作为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的一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从严济慈校长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这不是梦。手捧着紫红色封面的博士证书站在那里，面对全会场人们的祝贺，置身于音乐声和掌声之中，虽然明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这是在做梦的感觉。这太美好了，比以前做过的所有的美梦更美好，会不会又是一场梦呢？会不会又从梦中醒来，重新躺在那深山里的小屋里，在起床之后去参加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会呢？
二、不是神童
当了博士，许多人以为我一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亲至少是知识分子。我到英国作访问教授时，一位英国朋友也问："你的父母是教师吧？" 但他们都猜错了。我并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的文化程度都很低。父亲是个会计，虽然算盘打得很熟练，但只有高小文化程度，x,y之类的一概不懂。母亲是家庭妇女，初小文化程度。
但父母亲对教育子女非常重视，也很严格。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就开始教我识字，写字，算算术。父亲每月的工资只有40元，刚够供一家人吃饭穿衣，没有多少剩余。为了节约开支，就让我用他以前的废旧账本练习写毛笔字。又找了一块木板，用黑漆漆成黑板，让我用来写字和做算术题。这样，到我六岁时就能认能写好几百字，算术也会做加减乘除了。为了教育我有好的品德，在我五岁时，父亲下了一个恨心，花钱买了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每天晚上给我讲解一段。卓娅和舒拉是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出现的英雄，那时许多家长都以他们的事迹来教育孩子。到我六岁上学之后，父亲还没有把这本书给我讲完。他认为我已经有能力自己读完这本书了,就没有再讲下去。
我六岁时，去报考内江市的一所重点小学一年级。谁知道却没有被录取。虽然我已经会认字、写字、算算术，但考官不考这些，而是问了一大堆问题，诸如：家在哪里住，家里有些什么人，你最喜欢谁；……，等等。我小时候很怯生，不敢说话，大约给考官留下的印象不好，因而没有被录取。过了半年，我到一所民办小学考插班生。这次是考认字和算算术，正是我的拿手好戏，老师很赞赏，马上就录取了我。我果然不辜负他的信任，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到小学三年级转到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被保送进了中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始终保持全年级第一名。
既然我连小学都没有考取，当然就不是神童。如果我生长在现在，进不了重点小学，以后就很难考上重点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今后要考上大学那就难了，更别说当博士。我觉得现在这种制度对小孩太残酷了，一次失足就定了终身，被打人另册，差距越拉越大；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这埋没了许多有潜力的小孩。幸好我读书时不是这样，虽然进了民办小学，学习成绩照样可以超过重点小学的学生，照样有机会脱颖而出。当然，那时也有另外的弊病，特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子越唱越高的时候，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另册，学习成绩好也被作为"白专道路"加以批判，埋没的人才就更多了。
三、书缘难解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家里却没钱买书。到处找书看，自己却几乎不拥有一本书。除了在上学以前父亲花钱买过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外，一直到我进大学，没有再让家里花钱买过任何一本书。
那时的小孩，最早看的书是"娃娃书"，也就是连环画。我周围的小孩家里都不富裕，很少有家庭自己买连环画。小孩看书的主要地方是租书店，一分钱租一本看一次。我当时觉得租书这种方式很不合理：我化了钱，书看完了还是还给你，书也没有损坏，我的钱就没了，你不是白赚了钱了吗？所以，往往在租书店将连环画的封面看来看去，还是舍不得掏出钱来租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终于有一次，实在不能抵抗连环画封面的诱惑，咬咬牙掏了一分钱租了一本《空军英雄张积慧》。张积慧是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的空军英雄，打落了四架美国飞机。我那时崇拜的就是这样的英雄。不过，仔细想来，之所以崇拜空军英雄，内心深处其实还包含了对航空奥妙的向往。孙悟空腾云架雾虽然很神奇，但毕竟那是假的，总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但空军英雄腾云驾雾却是真的；因此特别受到我的崇拜。飞机怎么能够在天上飞翔而不掉下来呢？飞行员背着降落伞从天上掉下来为什么不会摔死呢？这些问题都曾在我的脑海里转来转去，百思不得其解。
上了学，读了书。看书也从看"娃娃书"升级为看"字书"了。家里没钱买书，就到新华书店去看。开始因为年龄小，身材矮，进新华书店要被赶出来，很是委屈。后来书店的人看我进书店并不是去调皮捣蛋，而是津津有味真在看书，也就不赶了。看起书来往往忘了时间。特别是星期天，钻进书店一看就是半天，过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道回家。家里人也知道在书店，叫弟弟来找。全市的书店只有两三个，弟弟很快就能把我找着。
有一次，从别人手中借来一本儒勒o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神秘岛》，一看就入了迷。书中说的是五个美国人乘气球掉到南半球一个无人小岛，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充分利用岛上的自然条件在岛上生存下来，还对岛上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他们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测定岛的经纬度，利用太阳光取火，还制造出硝化甘油炸药来改变了岛上的地形。看了这些，不禁为知识的伟大力量所震撼。自己也异想天开想搞发明创造。看到书店里邀上挂的钟可以永远走个不停，（不知道它还需要上发条），就想自己发明永动机。还真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想用一根弯管把下面水槽里的水引上去、转弯后向下流动，冲着一个水轮永远转动。找来一根橡皮管，用脸盆盛了水做实验，水就是流不出来。终于有一次水流出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却发现这次是出水管比盆里的水面低。我明白这不可能用来造永动机了，但还是为自己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直到有一次看到一本科学画报，才知道这叫虹吸现象，人家早就发明了很多年了。
看小说毕竟不能在书店看，因此非常渴望能到图书馆借书回家看。市图书馆是令我神往的地方，但不让小学生进去；每次想进去都要被守门的人拒之门外。也有几次趁守门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去，在阅览室猛过一阵看书的瘾。那时非常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进中学，办借书证。进了中学，领了学生证，当天下午放学后就一口气跑到市图书馆，昂首挺胸就往门里冲。谁知还是被守门人拦住了。这也难怪，我那时身高才1米32，哪像个中学生呢？直到我骄傲地拿出中学学生证；守门人才笑一笑让我进去了。
有了借书证，我如同一个饥饿的流浪汉闯进了一个堆满佳肴的餐厅，贪婪地吃起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数理化，什么都看。书店仍然经常光顾，但从来不买书，只是看。连数学书也在书店看。当然不可能拿起纸笔在书店一边看一边演算，我就在书店看这本书所讲的是什么问题，主要思路是什么，具体细节就只是大致浏览一遍，回到家里再自己拿起笔来推证或演算，遇到困难再到书店去查书上是怎样解决的。由于无钱买书而迫使我不得不采取的这种"穷办法"，很好地训练了我的自学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今受益不浅。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个外国教授谈起过我当年这种读书方法，他马上转过头去对他的研究生说："瞧，这就是训练科研能力的好办法！"
从书店、从图书馆、从别人手中读了很多书，直到高中一年级总算自己拥有了一套数学丛书。但这不是自己花钱买的,而是参加学校数学竞赛夺取冠军后获得的奖品，是一套由华罗庚、吴文俊等数学家为在北京市开展数学竞赛写的小册子。1965年我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满载着家乡父老乡亲的希望奔赴北京人学的时候，行李中仅有的书就是这几本小册子。
四、巴山情结
我的家乡内江是丘陵地带，既没有大块的平地，也没有高山。从小到大一直到考上大学，从来没有离开内江城超过30里。因此，当第一次坐火车奔向北京，穿行在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的时候,不禁为大自然的壮美所陶醉。当时是踌躇满志，以为只要在大学里仍然保持名列前茅，受到华罗庚这样的权威专家的赞赏，就可以跻身于科学家的行列，大展宏图了。当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已经注定了要在和秦岭同样高峻、同样壮美的大巴山区经受长达八年的磨练，付出宝贵的青春年华。
在科大，班上当然是高手如云。看到别人带着一整套大学教材，厚厚的好几十本。而我却只有那几本得奖来的薄薄的小册子，实在感到寒酸。但是，我读书的穷办法还是显示出了优势，我在大学一年级果然如愿以偿地保持了在班上名列前茅。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人民都在劫难逃。我们不再读书，不再有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只有无休止的大批判，大斗争，大规模武斗。我内心深处希望这场大革命早日告一段落。但五年过去了，"大革命"花样翻新，没有止境，我们的大学生涯却就此结束了。那时正值知识分子最臭的时候，我被分配到四川省达县专区，专区把我分到万源县，县把我分到一个公杜小学当教员。
如果你难以想象大巴山的高峻险要，只要告诉你：这里经常有野猪出没，并且还有狗熊，这就够了。我还亲自参加过打野猪。如果你是一个游客，能参加打野猪自然是令人向往的浪漫之旅。但如果你不是做游客。而是在这野猪出没的深山中长年累月做主人，那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了。
这个公社虽然通公路，当时却不通公共汽车。学校开学，公社小学派了一位老师进城领教材，顺便也把我接去。我与这位老师一起，每人都背着几十斤重的书，翻过一座大山，走30里山路，来到这所学校。
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大山里，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更难受的是当了教师。既然说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壮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呢？所以，当县文教局的人将我分配到公社去当教师，称我为"李老师"的时候，我感到的是心里一阵刺痛。但是，当我遇到第一位学生称我为"李老师"的时候，心里竟完全是另外一种滋味。那时我还没有开始任课，在路上遇见这个学生，并不认识他。没想到他主动走上前来，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鼓起勇气说："李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上课？同学们都盼望你来给我上课呢？"无疑，他是真诚地希望从我这里学到知识的，这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是多么的宝贵！我顿时觉得"老师"这个称呼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神圣。我不忍心辜负这样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纯洁的愿望。在以后的八年中，不管是在公社小学，还是在县师范校，不管我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心情有多么苦闷，只要往教室的讲台上一站，面对学生们期待的目光，就会象着了魔似的，立即宠辱皆忘，全身心投人讲课，直讲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我不再觉得举目无亲。除了教学生之外；我还与渴望学习的知识青年一起学外语，为教师和干部设计和绘制了算图。我交了许多朋友。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在那高山深谷中,他们的友情对我来说显得格外可贵。
但是，一离开讲台，回到属于自己的那间小屋，怎样驱散心头的苦闷和徨呢？白居易有诗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我大概也是这样，永远戒不掉读书这个根深蒂固的癖好，只有读书才能给我带来欢乐。我开始重新拣起在文革中被冷落一旁的大学课本，继续学习被耽误了的大学课程。以前，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基本上没有自己买书。进了大学，觉得要看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借，不用买书。到了深山里，才发现以前没有买书是很大的失策。这才开始亡羊补牢，利用每次回内江探亲路过重庆的机会到书店买书。人家问我："你现在看这些书有什么用？"当时确实说不出有什么用。但我想，现在老是觉得自己是受到埋没的人才；假如其有一天出现了机会让我施展才能，我只念了一年大学怎么能够胜任呢？在当农村工作队员那两年，下乡就住在农民家里，连油灯都没有，用松树枝点火照明。我还是在松枝火焰的光下读完了《数论基础》。而书中的习题，有好多是在开批判会或在劳动时想出来的。
在大巴山中呆了八年。从23岁到31岁，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那里了。而从1978 年考上研究生离开那里，到现在已经17年了。这17年比那8年长得多。这17年经历了许多辉煌的场面，见惯了中国和外国的繁华都市。但是，这些繁华的、辉煌的场面很少进人我现在的梦境，而梦境中频繁出现的仍然是山，还是那崇山峻岭，崎岖险道，深山里的小屋，深山里的人物。巴山中的那八年刻下了太深的烙印，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巴山的八年是艰苦的，但巴山的回忆、巴山的梦境并不只是苦涩，更多的还是自豪。它再造了我的人格、我的意志、我的人生观。每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难题的时候，总可以从这八年的经历中找到力量和智慧来克服它。这八年对我是一笔花不完的财宝，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可以称为我的巴山情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