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定
（2006年9月22日）
我今天是作为一个老学长来参加这个会的。28年前，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对科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给大家讲述一下。关于科大精神，应该说大家都在提，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很难说明白。今天，我们就借助于科大的校史，再稍微结合一点我个人的经历，与大家共同探讨科大精神。
大家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威廉•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提出了“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统一”的办学原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般来说都认为大学具有教学和研究这两大功能。到了1862年，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首先提出大学要为经济社会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认为大学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前几天在我们学校举行的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教授提出大学应该具有第四大功能，就是“引领文化”，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能不能最后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现代大学的第四项功能。还要看今后大家的看法。
我觉得从一个大学来说，它不仅仅具有一定的功能，应该是精神的载体，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是创新精神的土壤，科学精神的殿堂，民主精神的摇篮，民族精神的家园。从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流传，就是“穷北大、富清华、不要命的上科大”，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据说是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说的，我没有去找他证实是不是他说的，“一个偌大的中国，只有中科大才放得下一张书桌”。可能因为合肥是一个中等城市，不像大城市或沿海的发达城市，是比较安静的，大家还可以认认真真地在这儿念书，这也许是科大精神的一个特点。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大的精神是什么？蔡元培先生曾经是北大的校长，他执掌北大期间提出要“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从他开始，人们就对中国的大学精神开始了探索和研究。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做校长的时候以及到西南联合大学做校长的时候，提出来要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尤其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大楼和大师的说法。面临现在很多学校建设新校区、建设一流的大楼设施，到底一流的大学要大楼还是要大师，孰重孰轻，有不同的看法。前几天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杨卫院士提出来一个3S，即大楼空间（Space），大师学者（Scholar），还有一个大学精神(Spirit)。可见人们对大学精神是越来越看重的。
牛津大学被认为具有自由独立的精神，先后出过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位英国首相，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克林顿、甘地夫人都是牛津毕业的，因为牛津大学只招收最有创造潜力的优秀学生。最近牛津大学出了这么一个例子，可以看到牛津大学受行政的干预很少，这是办好一个大学非常必要的条件。
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近百年来首次有一女生考试获得全A，符合牛津大学录取的标准，但是牛津大学教授进行面试之后不予录取，因为面试的结果表明该生不具有牛津大学所要求的创造潜质。当地政府很重视这个事情，百年来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个学生，牛津大学还拒之门外，他们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英国的议会，希望英国的议会通过政府施加压力，让牛津大学录取这个学生。结果议会请教育大臣出面，教育大臣去找牛津大学联系，被牛津大学婉言谢绝，然后副首相去找牛津大学，还是被拒绝了，最后首相布莱尔出面，牛津大学依然坚持。因为按照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谁都无权改变面试的结论，既然面试不合格，就不可能录取。布莱尔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在一个私人场合发了一句牢骚，说牛津大学太保守，要与时俱进。这个话被牛津大学的师生知道了，师生们很愤慨，他首相有什么权利干预我们，学校本来要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计划被取消了，并且对政府干预学校事务提出抗议。牛津大学保留了自由独立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现代大学所需要的。
（一）
下面切入正题，谈一下科大精神。前面有很多位老师做过报告，可能我在这里讲的内容跟他们会有雷同的地方。第一个我想谈一下创新精神，叫“我创新，故我在”，因为创新是科大的根本，这是大家谈的最多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我创新、故我在”，这一次路甬祥院长为2008年科大50周年校庆题辞，就题写了“我创新、故我在，科教报国五十年”。
科大从一建校开始，就是以创新模式立校的。当时针对国家“两弹一星”要培养尖端人才的需求要建立一所新型的大学，这个大学在体制上就是创新的，为什么？从1952年开始，中国的高校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把一些综合性的大学相互地拆并，变成单学科的大学。比如说清华本来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变成纯粹性的工科院校。像上海交大，浙大的文、理、农、医学科全部转到其它高校，变成单一的工科学校。这种情况下偏偏中国科学院成立一个理工结合、科教结合的大学，在当时是一种体制创新，而且中国科学院提出来一个办学方针，叫“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当时中央书记处讨论以后，邓小平做了一个批示，说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在这么一个非常时期成立了这么一个大学，中央很快批准，而且特事特办，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科大的招生简章，华罗庚等有名的科学家到各地做学术报告为学校做招生宣传。科大从各省市当年考生中优先录取了1600名新生。1958年9月20日，图书馆VIP在北京成立，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兼任校长，《人民日报》说图书馆VIP成立是我国教育史上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59年国家开始颁布全国重点高校，包括中国人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大等16所大学，其中大部分大学都在北京，当时科大建在北京玉泉路。
之所以说创新是科大与生俱来的特色，因为以前都是按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而科大是理工结合、理实交融。科大当时会聚了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任教，由他们围绕国家空白、薄弱、新兴领域设置系科专业。比如说生物物理系，我们知道58年的时候国际上刚刚兴起这个专业，国内的高校做生物物理大都是20年之后的事情。科大的校训为“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大家在东区的图书馆前面可以看到。什么是红和专？尤其红具有非常浓厚的时代色彩，我们今天必须赋予其新的内涵，要与时俱进。郭沫若先生，大家都知道是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经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58年到1978一直担任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我入学的时候他还是校长。第二任校长是严济慈教授。我最近到北京出差，到玉泉路校区门口看了一下，与老照片上的科大相比已经今非昔比了，不过已不再是我们学校的校区，已经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校区了。我们的校歌叫做《永恒的东风》，不要小看我们的校歌，歌词是郭沫若写的，曲子是当时的中国作曲家协会主席吕骥写的，两位都是大人物，这个校歌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9月19日郭沫若与全体学生第一次见面，并请吕骥先生教学生唱校歌。
为什么说科大建校模式是创新的，是令国内教育界羡慕的呢？当时真正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每个中科院的研究所负责办一个系，大都由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兼任该系的系主任。他们都是中国顶尖的科学家，比如说华罗庚是数学所的所长，就负责筹建数学系并兼任首任系主任。比如说我是四系毕业的，就是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系主任是赵忠尧，他是密立根的学生。赵忠尧是第一个发现正负电子湮没的，后来他做的课题不是这个，对门的一个师弟安德森就继续做这个课题，后来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后来安德森在《Phys. Today》上写文章肯定赵忠尧的贡献。据说是当时有位德国科学家误将另外一个人错误的论文当成是赵忠尧的，也有可能因为赵忠尧是一个中国人，否则的话应该一起分享这个诺贝尔奖。赵忠尧先生1950年回国后，任中科院原子能所副所长，负责筹建我们系并兼任首任系主任。
另外我们知道严济慈先生他是第二任校长，是中科院的副院长，人大副委员长，61年到80年担任副校长，80年到84年任校长，84年到96年担任名誉校长。很多老师至今回忆起严老给大家讲课的情景，上500人的大课，讲普通物理，使很多人终生受益匪浅。他后来为科大题词，叫“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非常有气势。
70年科大从北京迁到合肥，在原来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址办学，安徽省将合师院的各个系分到其他学校，把合师院腾出来给科大。去年我到河南出差，我不知道有没有河南的同学来，无论到商丘、开封还是洛阳，河南人谈起这件事情都懊恼不已，据说当时因为粮食问题，负责供给一万多个人的粮票非常困难，河南就没有让科大落户，结果河南至今没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当时是6408部队的军长，后来做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虽然是一个军人，但是非常有远见卓识，正是由于他，安徽接纳了科大。
另外我想大家都知道首创少年班的事情，78年开始我们学校创办了少年班，这也是模式上的创新。少年班迄今近1000名的毕业生，80％以上的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应该说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当时杨振宁教授与少年班座谈，对少年班寄予厚望，李政道教授为少年班题词，“人才代出，创作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在严老跟少年班学生在一起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少年班的学生年龄很小，比在座的都小。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我们学校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其他的学校是在几年之后，1984年，国务院批准北大、人大、清华等22所高校成立研究生院。尤其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亲身经历的，83年国内首批授予18位博士，科大就有7个。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学校设置了研究生处，后来又改成研究生部，我85年离开科大，86年之后在合肥校本部成立了第二个研究生院，第一个研究生院加括号北京，第二个加括号合肥。现在北京研究生院已独立出去成为中科院研究生院。
现在讲讲1983年邓小平为科大题词。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59年国家划分重点大学，前面已经讲到了，科大列在第四位，列在人大、北大、清华之后。在恢复高考之后的前十年，科大学生的入学成绩，比清华、北大平均大概高出20多分。那个时候我们科大有个别比较狂的学生，说少考一门可以上清华、北大，大概不是虚构的。有一年全国有一多半省市的理科状元都考到了科大。84年教育部重新设置重点大学，可能因为科大不是教育部的学校，据说教育部在划分的时候有可能不把科大划在重点之列。这种情况下严济慈老先生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把那几年科大的成就列举出来。邓小平作了一个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他老人家一句话科大就进入了重点的行列。84年国家重点支持的10所大学为北大、清华、复旦、科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医大、北京农大、北京师大、北京理工。所以说严老作为第二任校长对于科大的贡献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为科大说话，加上当时科大确实很牛，不把科大放进去是没有道理的。
科大除了少年班和研究生院，还做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后面其他的学校都跟进，大家都这样做，就不显得突出了。实际上率先做的大都是科大，比如说学分制、免修、选修、跳级、设立主辅修制、双学位制、4－2－3分流、硕博连读等。为什么说美国的学校对科大的学生有认同感，最重要的原因是78年到88年这十年里面，李政道先生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赴美留学生，科大学生共考取237人，占录取总数的25.8％，为全国之冠。1981年那一年，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五名都是科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出国热，科大确实走在前面，一下子就把老美震住了，有的同学到了美国名校之后考了他几十年历史上最高的成绩。所以英国的《自然》杂志认为科大是“一棵招风的大树”。这是对我们的称赞。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们还是看下面。
78年入学之后，跟我们一起入学的有一位叫做史丰收，还有一位叫段元星。段元星是每天晚上起来观天象，他自己造了一个望远镜，他当时看到一个新的星星，然后他打电话给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后来看到了，他比天文台早一点，因为他对天上的星星太熟了，就像我们看班上少一个人多一个人，一下子就知道了。段元星是被破格录取的，没有经过高考。还有史丰收，我印象中他参加过高考，没有考上，分数不够。但是他创造了一个速算法，所以当时被破格录取。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们在教室里面看史丰收站在讲台上演示速算法，一位老师拿着一个计算器，加、减、乘、除、乘方、开方，你只要把数字写到黑板上，老师还在按计算器的时候，他就把答案写在黑板上了。七位数乘七位数、七位数乘八位数一下子就报出来了，他是从高位向低位运算，我们都是从低位向高位运算，老师都是这么教的。科大不拘一格选人才，在当时是有胆略的。史丰收当时来科大之后，学校专门派了一位讲师，跟他住在一块，重点辅导他学习高等数学，据说他学会了马克劳林级数，解决了对数和三角函数的速算问题，78年进校，80年就毕业，后来他不想学了，可能因为跟他的思路完全是两码事。他的速算法确实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央电视台特邀他举办《快速计算法》电视讲座，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来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上给48个国家的代表作了演示，在一些国家办了培训部进行速算法的推广，这确实是一个人才。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当时科大的胆子是非常大的，敢于破格。像现在的话，我们搞面试也好，搞自主招生也好，都是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的。
另外我们学校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83年4月，国家计委批准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我们建设了一个迄今为止我国高校中唯一的大科学工程，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到西区看看同步辐射实验室。后来中国相继建设了别的国家实验室，比如说91年在兰州建了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在北京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北京的电子对撞机就在我们原来玉泉路的校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科大的很多老师要求学校迁回北京没有成功，没有校区是一个主要原因。2000年科技部成立了一个沈阳材料科学国家实验室。现在中国有四个国家实验室，后面还有五个筹建的。其他三个都是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只有一个国家实验室在大学里面，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有14个实验站，可以有不同的学科在上面做实验，因为有不同波长的光引出来，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我们学校在思路上也有一些创新的地方，比如说建设了先进的教学科研平台，有大学生教学实验中心，有科学研究用的平台，有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还有五个实验中心，教育部多次请我们校长介绍建设平台的经验，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好的教学和科研。
另外科大还正在筹建五个国家实验室之一——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03年的11月科技部批准筹建五个国家实验室，其中中科院和教育部各占两个半，科大有一个，就叫NBIC会聚技术，叫做四大科学技术的全面协同和融合，是将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四个技术融合在一起，可以出很好的成果。另外四个实验室，一个由中科院物理所筹建，一个由清华大学，一个由北大与中科院化学所联合筹建，一个由华中科大等四个单位联合筹建。从这个意义上，科大将有两个国家实验室，清华将有一个，北大将有0.5个。从科学研究的平台来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报中国科技大学应该是不会错的，可能在你的学习中间，大学期间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你应该相信科大应该是值得我们来的地方。
正是由于学科的交叉可以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每年两院院士五六百人推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每年选十项，科技大学从03年、04年到05年每年都有一项入选，这是中国高校里面唯一的一个，这三项成果都是在国家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所以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实验室确实对促进科大的科学研究，乃至中国的科学研究都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现在的量子信息是我们的一个强项，是瞄准国际前沿的，04年发表了一项成果，这项成果入选了美国物理学会与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世界物理学十大进展。
科大在北京的时候，每一个所承包了一个系，科大远离了北京之后，到了合肥，是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的，如何在新时期继续做好全院办学，学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请了很多院士、专家和研究所的所长，担任我们学院的院长或系主任。这些系主任或者学院院长，虽然来科大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帮助我们院系进行战略规划，把握方向，组织与研究所的联合攻关，这些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研究所的所长都是级别很高的，为什么他们愿意做我们的系主任呢？因为我们科大的系主任有非常光荣的传统，外聘系主任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们都为做科大的系主任而感到自豪。
比如说科大在高校里面最早实行大学生研究计划，在美国高校中发起最早的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后来也有很多的大学实行，我们学校已经完成了2100项，很多本科三、四年级的学生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科研，有的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二）
下面我讲第二点：科学精神，叫“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呢？我们当时之所以上科大，实际上是受时代的影响，比如说当时到底是学王铁人还是学陈景润，文学家徐迟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哈猜想》，就是讲陈景润怎么解决1＋1的问题。这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感召力的，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当时叶剑英元帅写了一首诗，78年科学大会前写的《攻关诗》，“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作为一个元帅，也是一个诗人，当时邓小平讲了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叶帅就写了这么一首诗。我们当年高考的作文——我们高考应该比你们简单，语文就考了一篇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一个题目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具有非常浓厚的时代色彩，华国峰当时是中共中央的主席；另一个题目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非常庆幸选了第二个题目，拿到了90分。当时我哥哥比我的语文水平要高，他写了第一个题目，不太好写，只得了70多分。实际上这是科学精神在当时开始复苏，在读书无用这样一片思潮中间，慢慢地经过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情况逐渐好转，叶帅做了这么一首诗，实际上对当时的学子是一个鼓舞，鼓舞了一代人。
作为科大追求的科学精神，追求的是什么目标呢？我们要把科大在建校60周年的时候，建设成为一流研究型大学。一流可以理解为中国一流，亚洲一流，但是我们必须向一流迈进。有特色的是我们的十六字方针，“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十六字方针体现了科大人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大一直强调自己是英才教育、精品大学。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教育界掀起两大热潮，一个是扩招，一个是并校。扩招的结果我们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6％一直上升到现在的21％，好多学校通过并校变成了巨无霸。教育经费投入没有达标，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既定的目标。2000年的目标是11％，2010年是15％，可是我国在2005年已经达到了21％。中国的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发展的非常快，我们的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质量是不是变成世界第一了？办大学不是像办企业那样，企业500强靠什么？主要是靠规模，但企业500强里面也有亏损的。所以说规模这样一个指标，并不是一个唯一正确的指标。很多大学都合并扩招，首批9所985大学里面除了南大外，其他都合并了其它的学校，到目前为止在首批985大学里面，科大的体量是最小的，无论是教工还是学生，其他的学校在校生都在两万以上，我们只有一万四。在扩招和并校的两大热潮里面，科大坚持了自己的方向，就是规模适度，没有盲目地跟风。
我想借此机会说一下为什么大家考科大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流传武书连的中国大学评价，教育界业内人士都知道武书连的大学评价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对于我们的中学生和家长来说不是搞教育的并不知道。你们看看，02年将科大排在第14位，03年、04年均排在第15位，05年排在第11位，已经非常给面子了，06年排在第13位。武书连对学科又做了另外一个排名，将学科进入前三名的称之为一流大学。结果排名第8至11位的武大、吉大、中山大学和川大却不是一流大学，而一流大学中农学第1名的农大，还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均第1名的北师大、医学第2名的协和医大、经济学第1名和法学第2名的人大、工学第5名的天大，却分别排在第30、19、20、24、16名，得出来的逻辑就是名列前茅不等于一流大学。那么什么叫一流大学？什么叫名列前茅？这样一个逻辑混乱的大学排名，影响了中国多少人，耽误了中国多少人，考生高考时考那么多分数容易吗？这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面对这样一个逻辑混乱的排名不要相信，为什么？他的标准是规模大则贡献大，按照培养1个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算多少分，发表1篇论文、专著分别算多少分等等，哪怕企业要亏损，只要规模大就是一个好企业，一个大学也是这样，只要不断有毕业生出来就是一个好大学，这就是他的标准。
我们科大是坚持规模适度，我们跟几万人的学校不一样。发表论文也是这样，发表专著也是这样的，我一个老师发表的论文数跟他十个老师发表的能比吗？所以说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严重歪曲了对大学的评价，出现了这样一个很荒唐的结果。人大的文科在中国高校里面是名列前茅的，结果经武书连一排就名落孙山了。我们知道规模并不等于一流，这两个是不成正比的。2001年的时候我跟着朱校长去欧洲四个国家的11所大学访问。确实有很大的大学。比如说意大利的罗马大学有17万人，按照武书连的排名肯定国际第一，比牛津、剑桥排在前面，比哈佛也肯定是遥遥领先，其毕业率是40%多。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普及型的模式，尽管罗马大学也是很有名的大学，但是你能按照武书连的标准来衡量吗？再来看一个非常小的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要是按照中国人的话早就第一步改成学院，第二步改成大学了，她还是叫高等师范学校，她是法国最知名的精英大学，每年只招200个学生，这200个学生是从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学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从1794年以来，她的毕业生中出了10位诺贝尔获得者，出了5位菲尔兹奖得主，还有一个微生物之父叫巴斯德，巴斯德医学是从她那儿诞生的，还有一位总统、两位总理，他毕业生那么少，但是出了十个诺贝尔奖。而且这个学校很奇怪，没有学位证书，只有毕业证书。只要是从巴黎高师毕业的，在法国可以说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工作，因为她是最好的大学。你要上研究生到巴黎高师上也可以，先到别的学校注册，成为那个学校的博士生，到巴黎高师这儿来做研究，然后到那个学校拿学位证书，巴黎高师是不发学位证书的。巴黎高师就这么牛，公认是法国最好的学校。按照武书连的排名可能在100名开外了。所以说规模不等于一流。这就是一个反例。
95年美国《Science》刊登了一期以“中国之科学”为主题的专刊，其中列举了当时中国学术最优秀的13所大学，有北大、南大、科大、复旦、清华等。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再给大家看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大学排名。03、04年科大排在第5位，05年第6位，06年第4位。它是怎么排列的呢，它是按照各个学科排的，所以说它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不是说我们排得好就好，而是因为它有规律性，大家可以看看上海交大的网站，它是怎么排列的。
英国泰晤士报有一个高等教育副刊，它04年和05年各有一个大学排名。它原来只对英国的大学进行排名，有英国的大学指南，学生报考大学，就看那些大学是怎么排列的。04年开始，它对全世界的前200所大学进行排名，居然把科大排到了比较高的位置，说明这个指标体系的差异是很大的。北大04年排在全世界第17位， 清华是第61位，我们是第154位，南大第192位，复旦第196位。大家注意复旦到05年一下子跳到了第72位，大家知道为什么。它有一项指标，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叫学术声誉，权重占30%。是全世界上千所大学校长的排名，他们心目中是怎么排的。我们知道北大有百大校庆，请来了国际名校的一些校长，搞了一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北大排在前面跟这项指标有关系，因为这项指标比清华高，但是它的学术分，是零分，科大还不是零分，学术指标比他们好一点。然后呢，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大学也请中外校长来了，它从196名一下子升到了72名。咱们科大好像没有什么举措，我们从154名升到了93名，但在大陆高校中从第3名降到了第4名。前年年底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去访问的时候，那个大学的一位副校长跟我谈合作，我说我们两个学校在泰晤士报的排名差不多，他们学校大概是155或156的样子，他说这对我们也是个鼓舞，否则以为我们老在别人后面。
排名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不能光看武书连的，我们要讲民主，你看看各家的排名。武书连每年出一本书，而其他的排名没有出书，老百姓还是相信书的。因为《考大学选专业》是统计出版社出的，大家可能以为是最官方的，最权威的。
数据可能都是正确的，关键是你怎么用这个数据，你用什么样的模型，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可能这个结论是大相径庭的。
再看看我们学校的校友，为什么说我们科大坚持这个科学精神，培养的学生还可以呢，因为你看，比如说美国有一个总统早期科技生涯奖，应该说在美国的青年科学家里面是最高的荣誉奖。到05年为止大陆学子中有27位获得了这个奖。其中北大6人，科大5人，复旦1＋2人，包括合并过的医学院。清华和浙大各1人，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比如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是国际电气电子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63年以后的毕业生中，国内当选IEEE Fellow的科大11个，清华9个，北大是5个，其他的复旦、上海交大、浙大、西安交大、东南大学、北邮、南京理工各2个。
美国PARKARD基金会设立的PARKARD科学和工程Fellowship，实际上是奖励基金，每年奖励20名左右全美最有前途的年轻教授和极具创造才能的研究者，获奖者每人在5年内将获得60万美金的科研资助。全美共有348个人获奖，17人是大陆留学生，科大6人，北大4人，复旦2人，其他清华、南大各有1人。
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科大毕业生有8个，北大有7个，复旦有4个，浙大、武汉大学各3个，南大、吉大各2个等等。
从网大的新生质量排行榜上可以看到，科大新生质量今年排的比去年高。它是怎么算呢，它把你在每个省招多少人，你排在多少位都算出来，然后再把各个省汇总起来，就很精确地排出来了。以清华的最高分100作为一个基准，然后来算，北大排第2，外交学院排第3,科大排在第4。外交学院招的比较少，比如说从安徽才招1个。
网大也有一个大学排名，把科大排在第4，他有声誉得分、学术资源、学术成果、学生情况、教师资源、物资资源等几项指标。
武汉大学06年有一个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的排名，我觉得比较客观。为什么？因为它把自己排在第15名。中国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共有7所大学进入世界前300名，依次有台大、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香港科大，中国科大。
另外我们来看首批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985是什么？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所以以后开始实施这个985工程。清华、北大是从985那一天开始算的，不需要签协议，就算进入了。在其他兄弟学校里面，科大是第一个签三方共建协议的，中科院、教育部、安徽省政府共同签署。我们学校除了参加985和211工程而外，还参加知识创新工程，因为我们是中科院的单位。
刚才讲了一些大学排名，没讲到科大在扩招和并校的时候没有跟风，坚持了科学精神。科大的学生能够在国际科技界有一定的地位，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人才，这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给大家看这些排名，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多少少知道我们科大是什么样的地位，你不要老听别人讲科大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校友发来电子邮件，说你们校领导怎么搞的，科大排名一下子都掉到第十几了。所以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以科大为荣的原因，不是随便说的。
（三）
再来谈一下民主精神，叫“独立思考，不畏权威”。民主精神，实际上有很多的含义，有各种各样的含义，比如说平等精神，也是民主精神。我们从这些老照片上看看大师和学生在一起。这是华罗庚先生在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这是钱临照先生和学生在一起，他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前辈了。这是严济慈先生在给学生讲课，这是郭沫若先生和学生一起看1958年开学典礼的演出。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教代会，科大每年要开一次教代会，每次教代会都有一个内容，叫大会质询，也就是教职工问校领导问题，就像答记者问一样的。提出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学校领导必须很认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科大，我们说民主办学，大家知道官本位在科大是没有市场的。比如我举个例子，06年中央国家机关要录用1万多人，其中有多少人参加考试，36万人。可是我们科大04年进行机构改革，这时候机关里有48个处级岗位，连报名加推荐只有245人参加答辩，有的人说你们要我来，我就说一说，不行就当作是练习。从另外一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在科大所谓当官的没有好处，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因为科大从建立以来，从它的传统来看就是强调教学科研，强调学术的东西，所以你要从事管理，你就是奉献，因为它会影响你的生活，会影响你的收入，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拿科研项目，你的收入就会降低，甚至会影响你的声誉。按照有的老教师的说法，你为什么要当系主任，你怎么不好好做科研，你想干什么？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就问，你为什么要去当官呢，所以说科大就是这样的文化。
另外，做管理就会从批评者变成被批评者。97年我回到科大，第一年我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你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没人阻拦你。作为普通的老师，你可以提意见，你可以批评校领导，你可以当面批评，没事的。我98年做了系主任以后，情况就变了，我还可以批评领导，还可以给校领导提意见，但对系里面的老师我就要很小心，做什么事情，某某你能不能帮帮忙，我就得去求他了，所以关系就不一样了，到后来当校长助理，当副校长的时候，谁也不敢批评了。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搭一位学院院长的车到市里去，因为我们刚在一起开完一个会，要分流一些人员到相关专业的学院去，一上车他就开始跟我发牢骚，就开始批评我，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批评我，我只能跟他解释，我不能跟他对着干。因为从管理上来说，我是他的头，我必须听他报怨，报怨完了以后，在我下车之前，他说对不起了，我刚才说了你那么一通，这个事情既然学校已经决定了，我还是会服从的，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合理，你下车吧。就这么简单，你说在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别的高校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科大就是这种文化，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抱怨。他在那儿说，我还必须和颜悦色地听，这就是科大的管理者，这就是科大的文化。当然了，比如说非典来了，你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问题不大。
科大实行民主管理，你们如果看看学校网站，经常有批评声的，无论你出台任何一项措施，都有人批评，都有人指责校领导这个、那个，或者是不作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领导就得服务，这句话在科大真是这样的。在学校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恐怕要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实行了。比如说党委常委会票决制，无论是书记还是校长他都是一票，他在会上可以充分发表他的不同意见，但也都是一票。另外学校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就是为了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一个均衡，这样才不会形成学校行政领导滥用职权的局面，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里体现了科大的民主精神。另外一个是加强民主监督，通过网络、通过调研、座谈等形式发表意见。
还有就是学术自由。大家都说学术自由，那么科大的学术自由是什么样的呢？应该说环境是相当好的，也就是“敢于对权威说不”。我看到过张作生教授的一篇文章，他是搞生物医学的教授，曾经做过生物系的主任，他写了一篇“情牵科大，梦回复旦”，他是复旦毕业的，然后到科大工作。30年前中国出现了“人体特异功能”热，掀起一场全国性辩论。某权威1981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的理论，证明“耳朵认字”的科学性。
张作生教授认为所谓以特异功能为核心的人体科学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伪科学，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来看，不可能在千里之外发功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纯粹是一个无稽之谈。1982年开了一个学术会议，那位权威做了一个报告，后来张教授跟着做了一个报告，他联系该权威1958年亩产可达50万斤的预言，对其报告进行了批评。
比如我的学生，我的研究生，他们经常会给我打个电话，说李老师，我发现你的论文有问题，我说好啊，我说如果你真的发现问题，你可以产生出新的结果和文章。而不是一概我说的就是对的，老师就是对的，学生就是错的。这种学术自由思想在科大都是有的，这是科大的小环境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科大工作的原因。
民主精神里面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我讲一个我们老家的故事，我是安徽桐城人，大家都知道清朝有一个桐城派，大家看了《雍正王朝》，就知道里面有一个老宰相，老宰相的家人和邻居为了围墙的问题发生了冲突，就给老宰相写信，希望他能够出面，他就写了一封信，“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他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当年毛泽东在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还特意引用了这样一个典故，目的是要怎么搞好睦邻关系。
我们回过头来看科大的宽容精神与建设精神怎么样呢，我说我们还是有气度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批评，群众可以批评领导。但是你看现在的校园网络，我们有时候偶尔去看一看。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是什么，就在那儿瞎起哄，就开始骂了，为什么呢？因为形成习惯了，不管领导做的对还是做错了，只要一个人说不对，其他人就开始跟着骂。我有一次专门看了网络的文章，等到大家都平息了，某个人就把这个话题又引起来，然后又开始骂，就使得这个帖子越来越多。这就体现了有没有宽容精神，有没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都有的话，一个你要知道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另外这个精神是不是值得你那样。到底知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另外建设精神要加强的，如果你的批评是对的，最好你来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样。批评很容易，因为每个人做事情都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如果老批评你，你就没有积极性了，你要有建设性的意见，应该建议怎么做。因为大家都是新生，我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以后在网络上交流的时候，要有宽容的精神，要有建设的精神，这都是民主精神。民主是什么？民主是利益的一种博弈。这个利益是大家的利益，不是你一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的利益。那么怎么样去进行博弈，就要有宽容的精神，要有妥协的精神，要有建设的精神，不光有批评的精神，这点我觉得我们科大还是有欠缺的。
（四）
最后一种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叫“科教报国，矢志不悔”。大家不要认为这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我们说科教报国五十年是有科学性的。要讲到大学精神，大家都念过曾子的《大学》，大学的第一段话是怎么说的，我不念了，但是含义是什么，格物、致知，就是做科学研究，诚意、正心、修身，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齐家就是治家，如果你是领导，还包括管理你的单位，然后才可以治国、平天下。为什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你首先必须诚意、正心、修身，然后你才可以做民族的脊梁，你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腐败的东西，不讲诚信的东西，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批评高校，说大学本来应该是一块净地，为什么也会受到社会的干扰，也会出现一些譬如考试作弊的现象。我听说有些同学已经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耻辱，可见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道德底线降得很低很低了，那还怎么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所以说大学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净土，民族文明的家园。因为最近有一些关于教科书上要不要写岳飞是民族英雄的讨论，所以我在这里要说一下。我觉得岳飞是精忠报国的典范。他是宋国的，宋国跟金国打战，他保卫宋国，怎么不叫民族英雄呢？金国可以有金国的民族英雄啊，从金国的立场上讲有他的民族英雄，对不对？屈原以死报国，他是中国流芳百世的一个民族英雄，尽管他是楚国的，能够说他就不是民族英雄吗？民族英雄，关键在于这种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些学者钻牛角尖，我觉得实在是很可笑。
我们有一个例子，爱国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首任系主任里面，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是个力学大师，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上海登船前，发现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的，当即与其他留学生一起拒绝出国。他觉得这样有辱中国人的国格。1941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指导下做博士论文，做出了一系列的成就，而且参与了机密的项目，但是他依然还是回国。他回国以后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先生因有重要数据要查证，在乘飞机从青海到北京降落时，飞机失事，当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吃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几乎烧焦的两具遗体，中间夹着的珍贵绝密文件竟完好无损。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03年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教授，是我们科大的英语老师，任教很多年，她觉得应该把“两弹一星”的勋章留给科大，教育一代一代的科大人。所以这个勋章现在保存在我们的校史馆里，这颗勋章是515克的纯金做的，沉甸甸的，可以看到科教报国的精神永垂青史。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不足的地方，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06年出版了一个《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他们从80年代开始，每年出一个年度报告，在这个年度报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全球性的对最佳天才的争夺战，对于公司已经变得空前的重要，而且对于国家也会造成问题。”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报告说“例如，年轻的中国人渴望着到外国大学学习和到外国公司工作。因为努力工作的态度和争取成功的热情，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很有吸引力的雇员。然而，他们的祖国中国却因此而遭受困难，奇缺技能熟练的专业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他们会回家吗？”这实际上是向我们中国人，尤其向我们中国的学子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吗？话讲回来，科大学子还是热爱我们的祖国的，我们在国内还是有很多校友，尽管科大出国的人很多，但是有很多回来的，而且还有很多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壤的。63年以后的毕业生中，科大校友中有39位当选两院院士，其中中国科学院26人，中国工程院13人，数量居全国高校第二。占毕业生的比例则居全国高校第一。据统计，清华大学校友中有42位当选两院院士，北京大学有 35位，复旦大学有19位，浙江大学有10位，哈工大有8位，哈军工、西安交大与山东大学各有7位，东北大学与武汉大学各有 6位，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与北京科大各有5位，上海交大、兰州大学与福州大学各有 4位，还有14所高校各3人，13所高校各2人， 47所高校各 1人。说明科大在几十年的历史中间，确实为中国输出了一大批人才，不仅仅输送到国外去。比如说科大校友中有11人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居全国高校第一，而北京大学有 8人，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各4人。
科大的专业设置也好，科研攻关也好，都是瞄准我们国家的需求。比如说量子通讯，有一个实验是国际领先的，从北京到天津的量子保密通讯。因为大家知道通常一般的网络通讯可能会有黑客，可能会有干扰，但是量子通讯，你黑客的本事再大，你只要有干扰，它的信号就变了，你窃取到的东西已经面目全非。所以它的保密性能非常好。比如说兴安岭大火，由兴安岭大火我们的老师想起来必须发展火灾科学，针对于预防和防治火灾，他们做了一系列工作，也获得国家奖。另外他们还承担了中央电视台、人民大会堂、奥运体育场馆等大型建筑的火灾安全监控工程项目。
我们班的同学里面应该说有很大一部分后来到国外去念博士或做博士后，其中有一些回国继续做学问，也有一些回到国内来办企业、办实业。我们班好象也人才济济，比如说鹿明书记现在是我们学校的副书记，刘万东教授现在是四系的系主任等。在国外做研究的也有，各行各业都有。虽然学的是物理，但是他的生涯不一定是从事物理的。我们入学以后，第一年夏天非常热，大家都很用功，可是宿舍里没法呆，就把桌子搬到宿舍外面做功课，尽管蚊子很多。为什么？因为77级的大部分同学都是从社会上来的，不是应届的，当时年龄最大的是55年出生的，那时候77级的年龄上限是55年的，最小的是62年的，62年的是应届的，都非常渴望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到科大来了以后都非常珍惜时间。我当时是在中学里面当代课老师，我高考之后知道分数考得很高。然后居委会通知我说，你可以去上班了，有一个工作位置，干什么呢？饮食业，我们县城的饮食业大部分干什么呢？大部分是做大饼油条，我差一点就去做大饼了。我说把这个工作位置让给别人吧。所以说能够到科大来念书的，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宿舍有个同学是55年的，他很用功，到了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般是12点睡觉，他总是12点半睡，等我们大家都躺下来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上楼梯的声音就传来了。我们大家很不习惯，就和他商量，要不然你就再晚一点回来，要不然你就跟我们同时睡觉。后来他就干脆再晚一点，等我们都睡着了，他再回来。为什么说科大的学风好，这是一个传统，尽管我们现在的同学可能没有那时候用功了，但是跟兄弟院校比，我们可能还是好一点。当时我们学校每个星期放一场电影，工大、安大也是一个星期放一场电影，我们是一场电影都不看，到期末考试结束了，大家一起去市里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唱着国际歌，沿着大路走回来。工大的学生每个星期的电影基本上要看，安大的学生呢，估计每个星期都去看，科大的电影他也会来看。用功的程度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科大有这么多好的毕业生。
前天，我们班（774）有一个刘亚东同学，在我们学校设立了一个“困学守望教学奖”，他2005年被评为中国软件企业风云人物，三个风云人物，科大有两个，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刘庆峰，科大迅飞的老总。刘亚东后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博士，然后在美国企业里面做软件，95年回国，当时是亚信的创始人之一，号称“亚信三剑客”之一，把亚信做的很大，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网络都是他们做的。后来他自己创业在上海做，我们参观高新开发区，他建了一个普元软件开发公司，他做软件公司的模块，软件可以象搭积木一样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做。他前天到学校来，捐资60万，每年捐20万，在科大设立了“困学守望教学奖”。困学守望是有含义的，为什么叫困学呢？《论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智也，困而学之者，次也，困而不学者，斯民以为下也”。那么作为科大的老师来说他自己困而学之，也就是说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自己去探索，我们自己是老师，不可能再找老师去请教，所以要自己在困惑中间探索，这叫做困学。那么守望呢？作为像他这样的校友，他已经离开教学岗位，他曾经在科大留校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在这样一个经济大潮里面，在外部诱惑那么多的时候，居然还有老师在坚持教书，他认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呢？作为一个守望者，充满了对老师的尊敬。所以他是守望，科大的教师是困学。他95年回国创业，现在开始回馈母校。
在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里面有两项是科大毕业生做的，一项是我国首款64位高性能通用CPU芯片问世。“龙芯一号”和“龙芯二号”研究组组长叫胡伟武，是86届科大的校友，他一直是国内培养的，从学士到硕士和博士，立足国内为中国做CPU。另一项是我国成功实现首次单分子自旋态控制。侯建国院士与朱清时校长、杨金龙教授他们几个人实现了单分子内部的化学反应。
另外我们学校在生命科学，资环科技等领域面对重大需求，在透皮增强肽用于药物输运、致癌异常细胞产生途径、企鹅考古推演南极气候变化、海啸早期预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科大学生在国际机器人大赛里面获得很好的成绩。例如2005年7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机器人世界杯赛上，科大蓝鹰仿真队和四足机器人队，以一项亚军、两项世界8强的成绩，名列国内所有参赛队榜首。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一个体现。
我觉得爱国实际上也不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我自己89年3月份被派到德国去工作，在那里呆了3年多，89年因为有一个六四风波，在这之前出去的人如果到移民局说一下我回国以后会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会让你留在那里。因为我在我的导师面前承诺过要回国，他当时是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到德国去出差，碰到我说你要回去。因为我以前答应过他，我肯定要回来。所以在人生道路上，大家要注意，不要轻易地许诺，但是你许诺了，你就要做到。小事情还好一点，这种重大的事情，你一旦许诺，古人讲“一诺千金”。尽管我在德国的导师一再挽留我，当时有一个三年博士后的机会，我们一家三口92年还是按时回国了。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一个报效祖国的大抱负，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有能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你回来做不一定就不好。
另外关于境界的问题，有很多讨论。有人用三首诗来描述治学三境界。用唐•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来描述境界之一，觉而未悟，弃世绝俗。这非常适合我们合肥，玩的地方很少，你干什么呢？你就独钓寒江雪，自己在书山念书吧。用唐•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来描述境界之二，悟而未透，返虚入明。用宋•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来描述境界之三，通透圆融，已臻化境。
另外，我们的高中课本里有《人生的境界》，像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我这里想说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境界说的再好，你必须要有目标，因为你必须要“众里寻他千百度”，现在我发现很多同学没有目标，你寻他什么呢？他没有目标你去寻他什么呢？这三种境界最重要的要有人生的目标，像林肯说的一样，喷泉的高度永远不会高出源头的高度。很多同学现在被误导的是什么？就是高考是一个目标，有的人甚至考研究生是一个目标。你高考考到一个好的大学来干什么呢？不知道，你上这个研究生干什么呢？不知道。反正就知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呗。你要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你想将来做一个科学家，还是做一个老师，还是做一个律师，还是做一个管理者，还是干什么？你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在这个目标你要取其上，有可能你就达其峰。所以说你必须把目标定的高一点，然后你才有可能按照他的第一境界、第二境界、第三境界一步步地去实现。
我们既然讲大学精神，就要讲大学之道。《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你要有自知之明，你要自知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你要为人民服务，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到至善你才行。所以说有七个层次，第一个知，这个大家都能做到。知了以后呢，你还要知道舍末求本，然后你才能做到气定，做到心静，做到神安，做到谋划，然后达到境界。你要说大学作为文明的一个起源地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学子，每一个大学生，首先你要修身养性，你才有可能成为构成大学精神的一个细胞，才能把这个大学办好，才能使这个大学具有他独特的文化。不知道大家看没有看过范仲淹的《家训》：“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这里面讲的非常的好，我们都知道他最著名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家训学好的话，你就容易知道什么叫“八荣八耻”了。
最后讲一点，诚信。我们刚才讲到，探索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也好，民族的精神也好，实际上如果连诚信都做不到，你就甭谈什么精神了。至少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基础，是实事求是的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的学生无论他工作也好，出国也好，我都要告诫他你要讲诚信，否则最后会报复到自己。比如说他如果出国了，到了一个老师那里，他不好好干，过一阵他就跳槽了。他没想到，第二个老师会给第一个老师打电话的，这个学生在你这怎么样？你自己说得天花乱坠，可是第一个老师讲这个家伙不行。因为你一步一个脚印，你第一个脚印没走好，那么到第三个雇主或者第三个老师，他就会问第二个老师、第一个老师这个人在你这怎么样。所以你不讲诚信，最后害的是你自己，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长久于一世。孔老夫子这样教导我们，民无信不立。如果你在社会里面都不讲信用的话，最后肯定要失败。我看到最近电视上有一个消息，就是讲中国的海运，恶性竞争，每天运货运到日本，每运一吨他就亏本多少，但是不少公司还在这样做，这个是国耻！而且他们本来有一个行业协会，给他们定有一个条约，就是大家有一个最低限价，你搞的很低的话，低于这个限价就亏本，中国的公司要同心协力，每个公司都答应得好好的，最后暗地里都低于这个价格，他想占有市场。其结果所有的日本公司都退出这个运输，反过来日本的公司把这个船租给中国公司，中国公司每天拼命地做这种亏本生意，形成这样一个全输的局面。什么道理？就是没有讲诚信。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这个条约，都讲信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以诸葛亮的两句话，和大家共勉，“淡薄明志，宁静以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