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在幸福和快乐中度过呢？
《中国青年》：“有一天，妈妈给一个4岁的小男孩讲太阳、月亮的故事，听完后，他问妈妈：你不是说我们离太阳越近越感到热吗？可是那次爬到山顶，我为什么感觉更冷呢？
潘建伟：(笑)这说的是孔子《两小儿辩日》里的故事吧。我肯定是没跟这位记者说过的。即使是问过，那么小，也早已记不清楚了。我倒是喜欢爬山，甚至是把作业带到山坡上做。我还记得，常常是做完了作业，便漫山遍野地去找野花，比如兰花，然后，挖出来带回家养，那空谷的幽香，是滋润了我青少年时代的睡眠的。我也喜欢听故事，记忆最深的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妈妈讲故事，我就躲在一旁，算是偷听吧。爸爸最爱讲《聊斋》了，还边读边给妈妈作翻译。爸爸也给我讲，是讲诗词，讲李白，讲杜甫，但他不要求我一定要记住什么，他觉得“记”只是知识，不是能力。
爸爸是语文教师，很重视对我能力的培养。那时候，每次出差，他总会给我带一些童话书和玩具回来。有一次，他带回了《仲夏夜之梦》，我记得，我们正放暑假，读了这个童话后，我觉得：神啊！书里的人物、场景在我眼前飞来飞去，那种感觉真是神奇！等我上中学了——一般的父母总会强调子女要好好学习，但我爸常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给我几毛钱，允许我整个下午都待在书摊上，看我喜欢的小人书。
我小的时候，挺开心的，作业做完了就可以出去玩儿。除了爬山，更是有时间就下河捉鱼捉虾(冬天的时候也去捕鸟)，因此，逢着放假，我们家几乎天天有鱼或虾吃。
爸爸对我的要求不高，而我常常是考全班第一名，或者全校第一名；妈妈对我要求严一些，有时候，我考得不好，她会不太高兴。记得有一次统考，我在全地区的名次不太好，但在班上仍是最好的，我自己比较满意，看着我满足的样子，妈妈不高兴了，批评了我几句。
《中国青年》：你父亲的这种“无为而治”和你母亲的“严格要求”，才形成了你乐观和不太怕挫折的个性。
潘建伟：这是肯定的。你曾问过我：什么是我最大的特点？今天我还是这样说：我比较乐观，而且有耐心、不怕失败。我觉得，这与他们俩的不同教育方式有关系。尤其是我考进图书馆VIP以后，我们班有70多人，省状元就有7个，地区、市、县第一名的，几乎个个都是，我算是比较差的，肯定是40名以后了。还好吧，我没有什么压力，当然学习还是比较努力，第一次期中考试考得就不错了，高等数学似乎还得了个全班第一。
可能是由于我的个性原因吧，干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拼着命地去争取。这说起来似乎不太好听，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成功了，当然很高兴，不成功，也不觉得失去了什么。不是吗？我一直都很努力，当然，不是那种拼着命的努力。这样也好。比方说，有些同学进大学以后，没多久，有的得了神经衰弱症，极端的得了精神病，这都是由于压力太大的原故。
回过头去想一想，什么最重要呢？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一个和睦的家庭，不是吗？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在幸福和快乐中度过呢！
你能否认：哲学、文学或者音乐对科学没有帮助吗？
《中国青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大学里学的知识没什么用处，工作岗位上能用到10%就算不错了，你怎么认为呢？
潘建伟：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至少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里，从前我学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方向，对我后来事业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比如说吧，我是搞量子力学基础研究的，有了这个基础，几年之后，我才能很快地进入到量子信息这个新的领域里去。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在科大，我的各方面能力得到了提高。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艺术方面的熏陶：音乐课是唱简单的几首歌曲，美术课是画简单的几幅图画……到了大学，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宿舍里有北京来的同学，他们比较幸运，在当年，比如说，他们的音乐修养相对来说就很高，他们经常会放一些古典音乐，渐渐地，我就喜欢上音乐了。我还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伍健，他是安徽省的高考状元，他喜欢作曲，我们还一起谱曲呢！
《中国青年》：是那首叫《旅途》的曲子？
潘建伟：是的，我们准备把它谱成交响曲，可因为对音乐懂得太少了，只写了那么几段，始终没有完成它。
我第一次被音乐深深地感动，是听《中亚西亚草原》那首曲子。听着它的时候，我就像看到——在茫茫的草原上，遥远地，一支驼队慢慢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候，又一支驼队过来了，大家经过了漫长的旅途，都已很疲惫了。突然，在这里，他们相遇了，仿佛是他乡遇见了故知，他们太高兴了，开始叙旧。大概是多少年都没有回过家了吧，他们互问：家乡怎么样了？跟原来的还一样吗？他们聊啊，聊。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不得不分手了，他们又在大草原的背景下，远远地消失了——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但是，每听到这首曲子，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辽阔的草原，两支驼队偶然相遇，然后分手，各走各的路。这有点儿像中国古诗词里的情境，贺知章在他的诗词里不是也问过：我的家乡，花开了吗？
还有圣桑的《天鹅》，你听啊：缓缓地，一只白色的天鹅向你游来了，它发出最后的绝响，然后，游走了，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怎么说呢，无论幸福也好悲伤也罢，它会让你产生非常美好的感情。在探求物理学上的奥秘时，我们追求的往往也是这种感觉。语文里有一个词叫“通感”，美好的感觉是相通的，物理是，音乐是，绘画是，哲学也是。
《中国青年》：很久没听到“通感”这个词了。物理和音乐间的“通感”，物理和绘画间的“通感”，物理和哲学间的“通感”，它们对物理学有直接的帮助吗？
潘建伟：这很难说，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话题扯远一些，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庄子在《逍遥游》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有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总是特别地舒畅。尤其是你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半躺在那儿，晒着太阳，看到什么东西在飞的时候，你进入了一种遐想的状态——然后，你会发现它与科学上的某些东西是相通的，我用“通感”去描述这种感觉。我不知道生物学里是否研究过：当你感到愉快的时候，体内会产生某种分泌物或者是某种激素，使你感到特别高兴。如果科学研究证实了这种假设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读书、音乐，等等，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我在科学上的新发现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就是在这种快乐中进行着我的阅读、听音乐和科研工作的。那么，你怎能否认：哲学或者文学对科学没有帮助吗？
《中国青年》：我不能否认。对于人类来说，无论科学也好，哲学也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是有亲密、有疏远的。
潘建伟：再讲一个故事吧，是《老子》里的故事。老子谈到过关于有用和无用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一双脚，还有屁股坐着的地方，你觉得是有用的，其他地方似乎对你来说是没用的。那就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假设吧：先把你脚前的这块地方割去，你的眼前立刻会是悬崖峭壁，你会大惊失色，如临深渊吧；如果再割去另一边的话，你的感觉一定是吓得不行了，对吧？那么，什么是有用，什么又是没用呢？
当我读到这段描述时，我忽然觉得，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上的一些原理是简单的，只是，曾经我们没有理解它罢了。
《中国青年》：这让我想到了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还有我们熟悉的杨振宁、李政道。爱因斯坦小提琴拉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杨振宁、李政道对绘画、对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些大科学家并不是只懂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书呆子。
潘建伟：是的，只能搞科学研究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家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丹麦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到中国来访问，他看到太极图之后，说：这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量子力学里的互补原理非常相近。是的，量子力学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互补的，这与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吻合。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思想本身能够指导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或者说，哲学会对科学的发现一定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否认，它对你的思路的开发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因。
想一想，如果你的思路很窄，即使你发现了一条规律，你也比较难看到其背后的美妙之处和潜在的巨大价值，因为你没有想像力。举个例子，一个苹果放在你面前，如果你有想像力的话，你能想起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它是从花中生长而来的，它可以做成许多好吃的东西，等等。写文章也是一样，多了解各方面知识，想像力会丰富一些，文章也就不会干瘪瘪的，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了。
还是回到物理上说，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同时发现了一条规律，你的文章写得不好，总结得不好，之后是，你发现的规律没人理睬了，最终也不会有人用到它，那么，你从事的物理学还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用有意思的语言告诉你，这个东西非常好，而且还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会对你的发现感兴趣，或者，你从中得到了启发，又会有新的科学发现。
可见，提倡人文素质教育是有道理的。
几条物理规律驾驭了、统治了地球和宇宙，你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觉得安全了，心里不慌了？
《中国青年》：在不少人的记忆里，物理的难，是让他们选择报考文科院校的原因之一。可是，你却告诉我：你喜欢物理就是因为物理简单。
潘建伟：是这样的。特别是当你发现仅仅是这么几条物理学规律就可以组合出如此复杂的世界的时候。闭上眼睛想一想：你在这茫茫的地球上，地球在那茫茫的宇宙中——是几条规律把地球和宇宙驾驭了、统治了，你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觉得安全了，心里不慌了？
《中国青年》：比如说万有引力？
潘建伟：月亮为什么绕着地球转？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转？卫星要达到多大速度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树为什么向上长？怎么建房子才不会倒下来？等等，都可以用万有引力或者经典力学来解释和计算。
我喜欢物理的另一个原因，通俗一些说，就是：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爱因斯坦说过，这些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它不会因为谁的讲话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出身的富贵还是贫贱而改变，它是永恒的。
《中国青年》：由于你在量子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你获得了第15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光荣称号。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潘建伟：这个称号，是对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我们这个科研单位近年来取得的成果的肯定，我们这个团队会更加努力。
《中国青年》：你有五个首次：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送以及纠缠态交换；首次成功实现三光子、四光子纠缠态，并利用多粒子纠缠态成功地实现了GHZ定理的实验验证；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首次取得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这些理论太高深了，你能不能说一说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
潘建伟：我们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为将来远距离的新一代量子通讯打下基础。而这一类通讯手段，在原理上是完全保密的，是不会被窃听的，并且，在未来的国防上可能会有比较重要的应用；再一个可能的应用，就是可以为未来的高速度量子计算机的研究打下基础。
《中国青年》：许多人都说：你是中国科学家中离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人，你怎么判断这个距离？
潘建伟：我也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多远，我也说不清楚。尽管我们1997年以来做的一些工作，在量子信息实验里面非常重要。
以我的观点看，我在奥地利时的博士生导师塞林格应该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而我不觉得我以往所做的，能够让我拥有它。不是吗？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能够从事这样一件探索自然界规律或者是奥秘的工作，已经是我最快乐的事儿了，至于能否得奖，那要看幸运与否，如果能得到，那也只是命运的格外奖赏罢了。
是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是由本土培养出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我相信，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杰出的华人学者回到祖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十年，或者不久的将来，国内会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来。
潘建伟，35岁，物理学家，第15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1987年～1995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 1996年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1999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由于在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量子纠缠态纯化实验实现上的重要贡献，他被奥地利科学院授予Erich Schmid奖，此奖为奥地利科学院授予40岁以下的青年物理学家的最高奖；1999年，有关该成果的论文还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记者 高晓春）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 2005年第7期
